火山石资本创始人章苏阳：那时候，我们都没见过大钱,我喜欢那些原来做过企业并且成功的人，但我不太容易接受别人自称连续创业者，因为连续创业者绝大部分是失败

　　火山石资本创始人章苏阳，国内著名风险投资人。1982年获上海大学电子工程专业学士学位，后数年间于德国、华东师范大学、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等进修或就读企业管理、国际金融、EMBA等课程。曾任上海贝尔公司中央计划协调高级主管、上海电话设备制造公司副总经理及上海万通工业公司总经理。1994年加入IDG资本，任合伙人。2016年4月，从IDG资本退休，两个月后创立火山石资本，关注医疗和TMT领域投资。在IDG工作期间曾主导投资携程、如家、汉庭、易趣网等众多知名公司。

　　23年，从如履薄冰到风生水起

　　很多人以为我是在1994年进入IDG资本（下称IDG）之后才开始做投资，实际上不是这样的。我在进入IDG之前，在上海万通工业公司担任总经理的时候就开始做投资了。但那时候的投资，主要集中在工业领域。因为在1993 年的时候，市场上还没有互联网公司，国内“上天入地”的行业也不让投资，所以民营投资公司唯一能够进入的领域就是工业领域。我们当时在万通主要投资偏技术类的公司。

　　但我在IDG的前3笔投资都失败了，每个项目投入20万美元，3笔共计60万美元，最终有20万美元打了水漂。在上世纪90年代，20万美元是一笔很大的数字，给当时的我带来了很大的压力，而且没什么缓和方法。我当时心里十分焦躁，有时候会睡不着。

　　IDG是合伙人机制，原则上说，哪怕几个人中只有一个人赚钱，我们也可以拿到分红。所以从个人收入上看，我不见得因此收入就会降低，但这几个项目的失利让我很自责。那时候，我们开玩笑说，如果自己投砸了一个项目，就跑到洗手间，自己抽自己耳光。

　　实际上，这3次失败都是被骗了。用“骗”这个词可能不太恰当，因为并不一定是合作伙伴主观上想来骗我，主要原因还是体制问题。

　　当时IDG刚刚进入中国，还是一个合资公司，50%的资金来自国内，另50%来自美国IDG。按照当时的法规，合资公司投资的公司也必须是一个合资企业，而且在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国合营者的投资比例一般不低于合营企业注册资本的25%。也就是说，要通过IDG的投资让该企业的外资比例达到25%，那我们的投资股份要达到该公司总股本的50%才能满足这个要求，这是一个很高的数字。

　　此外，当时还有一个政策规定，投资公司不能直接和自然人成立公司，只能和自然人成立的公司合作。于是当时的3 个项目都是我们投资50%，某个自然人成立的公司再投资50%，这样组建一个合资公司。对于这个自然人来说，这个合资公司只是他原公司的一部分。从利益上讲，他们最主要的工作重心还是在原本成立的公司上。原公司如果赚1块钱，则全部归他自己所有；而合资公司赚1块钱，还需要给IDG分5毛。利益重心不一样，导致最后这几个合资公司永远不可能赚钱。

　　我投资的第一个高收益项目是邵亦波的易趣网。我说的高收益是指盈利超过10倍的收益。我是1999年投资他的。事实上，虽然IDG从上世纪90年代初就开始做投资，但前几年都是在积累，真正步入正轨，能够投出好项目那是1998年以后的事。

　　我们投资易趣网的金额并不多，只有几十万美元。投资他们的逻辑很简单，我就是看中了邵亦波这个人，另外他们做的事在美国已经被证明了。那时候eBay在美国已经获得了不小的成功，中国人很喜欢这种对比的、倒来倒去的事情。

　　邵亦波是一个很聪明的人，是那种你一眼就能看出的聪明。他的过往经历也非常优秀，一直行走在一条比较规范的道路上。另外，他还是一个有品味的人。我说的品味是指他对做的事情的品味，能够表达出自尊和欣赏的感觉。

　　易趣网当时在上海。当时是熊向东（前IDG资本投资总监，现华映资本创始管理合伙人）介绍我和邵亦波认识的。我还记得熊向东当时和我说，这个人挺好，你一定会喜欢的。

　　于是一天下午，我们就约在南京路上见面，一起吃了点馄饨。聊完之后，我给周全（IDG资本管理合伙人）打电话说，邵亦波明天飞北京，你们可以在北京聊聊。第二天他们聊完之后，我和周全通了个电话，就决定给邵亦波投钱。从我见面到决定投钱，总共就20几个小时。我们后来笑称，这个决定时间比当年解放天津的时间都短。

　　当时易趣网也就刚刚做了几个月。我们最后在邵亦波家附近，在衡山路上一个名叫“耕读园”的茶室里签了合同。他当时穿着短裤就过来了，特别随性。后来，易趣网卖给了eBay，IDG从中获取了近20倍的收益。

　　                                ▲章苏阳表示，他最早进入投资领域是在万通时期，而他在IDG的前3笔投资均告失败。

　　其实我们当时投资携程、如家等公司，做决定的时间都不是很长，因为当时IDG的人也不是很多。上世纪90年代末，IDG总共20多个人。人少，决策机制就很快。决定一个项目，也就是打打电话、通通气，大家感觉可以就做决定了。比如投资携程的时候，周全到上海出差一趟，他和携程的创始人开了一个会，我们就碰了个头，就决定可以投资了。

　　第一轮投资携程的时候，我们投了43万美元，投如家的时候也只有200万美元，数额都不算很大。

　　2003年投资如家时，他们只有六七家店。我们是第一轮的投资人，之后又连续跟投了两次，直到他们上市，我们才逐步退出。

　　投资携程主要看中他们4个人都是强人。他们4个人中，除了范敏之外，其他3 个人我是早前就认识的。4个人原来的背景都不错，而且相互之间可以互补；另外，他们切入的这个领域，在国外已经有先例，并且国内潜力很大。

　　携程做订房、订票，这些生意此前已经被证明是可以做成的。当时国内大概有几千家负责订房、订票的公司，绝大多数都是盈利的，所以携程的商业模式早就被证明过了。从某种角度看，与其说携程是商业模式的成功，倒不如说是管理上的成功。携程的贡献是，第一次在中国把订房、订票做成了一个产业。

　　当时做IDG，最大的困难不是项目太少，而是体制上的限制，甚至IDG在上海成立投资公司也是特批的。按照当年的法规，为了防止国外敌对势力通过合法的方式来资助国内的敌对势力，外资投资公司不可以在国内自由注册。要成立外资投资公司，需要满足几个条件，比如该公司已经在中国投资过10个以上的企业，或者在中国投过资产超过10亿元的公司。所以当时能在中国投资的外资公司，大部分都是大公司的子公司，像英特尔、IBM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