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语：零售不良率两倍于均值，长沙银行被掩盖的真实风险。

文    | 知之

出品 | Tao财经

2026年4月28日晚间，湖南本土最大法人金融机构长沙银行发布2025年年报。这份被官方定义为“经营稳健、风险可控”的成绩单，却在资本市场引发了持续的质疑声浪。数据显示，该行资产总额突破1.26万亿元大关，同比增长10.59%；不良贷款率1.15%，较上年末微降0.02个百分点；归母净利润81.08亿元，同比增长3.59%。然而，在这些光鲜数字的背后，是长沙银行近十余年来首次出现的营收负增长，以及赖以生存的利息净收入6.12%的大幅下滑。

“增利不增收”的异常现象，撕开了这家万亿城商行精心构建的“稳健”叙事。当主营业务收入已经开始收缩，利润却依然保持增长，市场不得不追问：失去主营业务支撑的利润增长，究竟是经营效率提升的结果，还是一场精心设计的会计调节？在连核心业务规模都在萎缩的当下，“稳健”二字的基石又在哪里？

01

盈利“虚胖”

长沙银行2025年财报最核心的矛盾，莫过于营收与利润的反向走势。数据显示，该行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54.71亿元，同比下降1.79%；而同期归母净利润却达到81.08亿元，同比增长3.59%。这种背离在银行业并非罕见，但当它发生在一家资产规模超过万亿的城商行身上，且是近十余年首次出现营收负增长时，其背后的原因就值得深入探究。

长沙银行盈利质量恶化的根源，在于其核心盈利能力——净息差的持续下滑。2025年，该行净息差从2024年的2.11%大幅收窄至1.85%，下降了0.26个百分点。这一数字虽然仍高于商业银行1.42%的平均水平，但已较历史高值大幅收窄。净息差的断崖式下跌，直接导致了利息净收入的大幅萎缩。2025年，长沙银行实现利息净收入193.05亿元，占营收比重75.79%，同比下降6.12%。更令人担忧的是，这种下滑是在生息资产规模持续扩张的背景下发生的。2025年末，长沙银行生息资产总额达到1.21万亿元，同比增长9.8%，但贷款收益率的大幅下降，使得规模扩张带来的收入增长完全无法弥补息差收窄的损失，形成了“规模越做越大、收入越做越少”的尴尬局面。

“这是典型的‘以量补价’失败案例。”某股份制银行资深分析师对小编表示，“在息差持续收窄的大环境下，很多银行都试图通过扩大资产规模来维持收入增长。但当息差下降的速度超过规模增长的速度时，这种模式就会彻底失效。长沙银行的情况说明，依靠传统存贷业务的盈利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

在主业盈利能力大幅下滑的情况下，长沙银行之所以还能保持利润增长，主要依靠两大手段：突击投资和调节拨备。这两种手段虽然在短期内能够美化利润表，但都具有明显的不可持续性，甚至可能埋下更大的风险隐患。2025年，长沙银行投资收益达到60.7亿元，较2024年的31.1亿元暴增95.2%，成为拉动非息收入增长的主要动力。这一增长主要来自于债券投资规模的大幅扩张。然而，债券投资并非没有风险。年报显示，2025年长沙银行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产生了12.42亿元的亏损。投资收益大幅增长的同时，公允价值变动却录得巨亏，反映出部分投资已出现账面浮亏，债市波动对非息收入的冲击不容忽视。

“投资收益受市场利率波动影响很大，今年赚的钱明年可能就亏回去了。”上述分析师指出，“把投资收益作为主要的利润增长点，就像是在‘靠天吃饭’，根本无法保证盈利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与此同时，在资产质量明显承压的情况下，长沙银行却逆势减少了信用减值损失的计提。2025年，该行信用减值损失同比显著减少。直接结果就是，拨备覆盖率从2024年末的312.80%快速滑落至280.86%，一口气掉了31.94个百分点。拨备覆盖率是银行抵御风险的“安全垫”，也是调节利润的“蓄水池”。在经济下行期，银行通常会增加拨备计提，以应对可能出现的不良贷款上升。而长沙银行反其道而行之，通过少计提拨备来反哺利润，这种做法虽然在短期内能够维持利润增长，但却透支了未来的风险抵御能力。

02

零售“堰塞湖”

长沙银行在年报中反复强调其“资产质量保持稳健”，并以1.15%的不良贷款率作为佐证。然而，这个看似漂亮的整体数字，掩盖了零售贷款领域风险集中暴露的严峻现实。当我们将目光从整体不良率转向结构细分时，一个令人震惊的真相浮出水面：长沙银行的个人贷款不良率已经飙升至2.20%（2025年上半年末），是整体不良率的两倍多。

2025年末，长沙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为71.62亿元，比上年末增加7.78亿元；不良率为1.15%，比上年末下降0.02个百分点。不良率的微降，并非因为资产质量真正改善，而是因为银行通过“做大对公分母”的方式，稀释了零售不良贷款的占比。数据显示，2025年长沙银行个人贷款余额为1871.77亿元，同比下降1.23%，在总贷款中的占比也从上年末的34.8%下滑至30.6%。与此同时，对公贷款却同比增长17.56%，贷款结构明显转向对公业务依赖。这种“零售收缩、对公扩张”的策略，虽然在短期内能够拉低整体不良率，但却无法掩盖零售贷款风险加速暴露的事实。

更值得警惕的是，零售不良率的恶化是在个人贷款余额整体收缩的背景下发生的——“分母在变小、分子在膨胀”，呈现的是典型的风险失控苗头。如果银行继续收缩零售贷款规模，而不良贷款余额继续增加，那么零售不良率还将进一步攀升。“这是一种典型的‘数字游戏’。”某城商行风控部门负责人告诉小编，“通过调整贷款结构来降低整体不良率，只是把问题暂时掩盖起来，并没有真正解决风险。一旦对公业务也出现问题，银行的资产质量就会全面恶化。”

长沙银行零售贷款风险的集中爆发，并非偶然现象，而是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向基层传导的微观缩影。从个贷业务结构来看，风险主要集中在个人经营贷、信用卡和互联网联合贷三个领域。个人经营贷是重灾区，2025年末，长沙银行个人经营贷款余额为294.09亿元，同比下降2.12%。受沿海出口不景气和地方经济调整影响，大量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主经营困难，还款能力下降，导致个人经营贷不良率大幅上升。在长沙高桥大市场、马王堆蔬菜批发市场等传统商圈，不少曾经生意红火的老板如今都面临着资金链断裂的困境，无力偿还银行贷款。

信用卡业务也遭受重创，2025年末，长沙银行信用卡垫款余额从181.7亿元大跌17.40%至150.1亿元。信用卡余额的大幅收缩，一方面是因为银行主动收紧了授信政策，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居民消费意愿的低迷和还款能力的下降。随着失业率上升和收入预期不稳，越来越多的持卡人出现了逾期还款的情况。此外，互联网联合贷的风险也在逐步显现。长沙银行曾与多家互联网平台合作开展联合贷业务，虽然在短期内迅速扩大了零售贷款规模，但也积累了大量的次级客户。随着监管政策收紧和共债风险上升，互联网联合贷的不良率也开始攀升。

长沙银行零售贷款风险的爆发，不仅仅是银行自身风控失守的问题，更是整个宏观经济环境的真实写照。当基层个体户和工薪族的收入受到影响时，银行的零售资产质量自然会受到冲击。这种系统性风险，不是单靠银行自身就能化解的。零售不良贷款的持续暴露，还将对长沙银行已经脆弱的利润表构成二次打击。不良贷款的增加将迫使银行加大核销力度，消耗更多的拨备，而拨备覆盖率的进一步下滑又将迫使银行重新加大拨备计提力度，直接侵蚀利润。

03

行长流水席与战略摇摆的代价

如果说财务数据的恶化只是长沙银行面临的表面问题，那么核心高管的极度不稳则是其更深层次的内部硬伤。自2022年以来，长沙银行经历了“走马灯”式的高管更迭，没有一任行长的任职时间足以走完一个完整的信贷周期。这种频繁的人事变动，已经导致了战略摇摆、内部博弈和市场信心坍塌，其负面影响远比财务亏损更难修复。

长沙银行高管变动的频繁程度，在A股上市银行中实属罕见。2022年至今，该行已经更换了三任行长：赵小中、唐力勇和张曼。其中，赵小中于2022年从行长升任董事长，唐力勇于2022年5月接任行长，2024年9月辞职；张曼于2024年9月接任行长，2025年12月当选董事长，2026年2月12日董事长任职资格获批，仅12天后便辞去行长职务。这意味着，在过去三年多的时间里，长沙银行没有一任行长的任职时间超过两年。而一个完整的信贷周期通常需要3-5年，这就导致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前一任行长发放的贷款，在其离任后才开始出现风险暴露，问责链条无法有效落实。

张曼“晋升董事长随即辞任行长”的戏剧性操作，更是引发了市场的广泛猜测。虽然长沙银行在公告中表示，这是“为了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实现董事长与行长分设”，但市场普遍认为，这背后可能隐藏着复杂的内部权力博弈。目前，行长职位仍然空缺，由张曼暂代履行行长职责。这种“董事长兼代行长”的临时状态，已经持续了两个多月，何时能够结束仍然是个未知数。

频繁的高管更迭，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战略的摇摆和短期行为的盛行。每一任新行长上任后，都急于做出成绩，往往会采取“运动式”的业务扩张策略，追求短期规模和利润增长，而忽视了长期风险的管控。长沙银行近年来推行的“零售优先”和“下沉县域”战略，就带有明显的“冲量”基因。在唐力勇和张曼担任行长期间，该行大力发展个人经营贷、信用卡和互联网联合贷业务，零售贷款规模迅速扩大。然而，这种粗放式的扩张也积累了大量的风险隐患。如今，这些风险开始集中暴露，而当初制定和推行这些战略的高管，有的已经离任，有的已经升任更高职位，谁来为这些风险负责，成为了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对于一家上市银行来说，公司治理的稳定性至关重要。长沙银行频繁的高管变动，已经让其在资本市场被打上了“治理混乱”、“权力博弈”的标签。这种标签一旦形成，就很难在短期内消除，其负面影响远比财务亏损更深远、更难修复。截至2026年5月11日收盘，长沙银行股价报7.23元/股，市净率仅为0.35倍，远低于A股上市银行0.58倍的平均市净率。这意味着，市场对长沙银行的资产质量和盈利能力已经产生了严重的不信任。

“治理问题是长沙银行最大的硬伤。”某券商银行业首席分析师表示，“如果不能尽快稳定核心管理团队，制定清晰、连贯的长期发展战略，那么长沙银行的估值压制将长期存在，融资成本也会持续上升。”

长沙银行的现状，是当前中国城商行群体面临困境的一个缩影。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利率市场化改革深入推进、金融监管趋严的背景下，曾经依靠规模扩张和息差收入快速发展的城商行，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转型阵痛。长沙银行真正的危机，并不全在数字里，而在盈利质量的劣化、治理的失序与资产泡沫的遮掩中。当净息差持续收窄，主业盈利能力崩塌；当零售风险集中暴露，拨备“蓄水池”不断消耗；当核心高管频繁更迭，战略摇摆不定，这家曾经风光无限的湖南“金融长子”，正在失去穿越周期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