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消费金融需要回答的问题很简单:上海犇放和上海众攒究竟是什么关系?众花、攒花平台上的高息收费,你们知情吗?如果知情为何不制止?如果不知情,对合作方的管理是否失职?

文/财经观察者

年末岁初,一份看似寻常的助贷合作名单更新,却牵出了消费金融行业的深层矛盾。

2024年12月31日,湖北消费金融公布最新互联网助贷业务合作名单,39家合作机构中,一个陌生的名字格外引人注目——上海犇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这家在消金助贷圈几乎查无此人的公司,却通过种种蛛丝马迹,指向了投诉缠身的现金贷平台“众花”和“攒花”。

一场关于名单游戏、壳公司运作、高息收费的质疑,正在撕开消费金融公司助贷业务的灰色面纱。

一家神秘公司的“变形术”

上海犇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的神秘,不在于它有多低调,而在于它与另一家公司的“若即若离”。

工商信息显示,上海犇放成立于2020年6月,注册资本5亿元,股东为李红霞和李新杰。而同样成立于2020年6月的上海众攒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与上海犇放存在诸多关联:共用联系电话、共享财务负责人王海洋、历史股东张鹏重叠。

更关键的线索在于业务实质。上海众攒旗下明确运营着众花、攒花等现金贷平台,这些平台的贷款协议中,湖北消费金融赫然在列为资金方。但在湖北消费金融的官方合作名单上,却只有上海犇放,而没有上海众攒。

这种”名单上的公司查不到产品,产品里的公司不在名单”的现象,不禁让人产生疑问:上海犇放是否是上海众攒为了进入持牌机构白名单而设立的“壳公司”?这种操作是否在规避监管对助贷平台的实质审查?

如果上海犇放确实只是名义上的合作方,实际业务由上海众攒运营,那么湖北消费金融对合作机构的尽职调查是否充分?这种“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合作模式,是个案还是行业潜规则?

投诉背后的息费乱象

更令人担忧的,是众花、攒花平台上频发的消费者投诉。

第三方投诉平台上,关于这两个平台的投诉集中在几个问题:利率不透明、多重收费、前置高息。典型案例是,借款6000元分12期,每期应还605.9元,但前三期却被要求还款1062.9元,每期多扣457元。另一位用户借款5000元,正常每期504元,前三期却要897.7元,多收部分流向中凯博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按照用户提供的数据测算,这些贷款的综合年化成本已逼近甚至超过36%的民间借贷利率司法保护上限。更隐蔽的是,平台页面并未以明显方式展示年化利率,这明显违反了央行关于贷款营销必须明示年化利率的规定。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投诉经转办后,承接方正是上海众攒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进一步坐实了众花、攒花与上海众攒的运营关系。但作为资金方的湖北消费金融,在这些纠纷中的角色却颇为暧昧。

按照监管要求,消费金融公司应当对合作机构的营销宣传、息费收取进行严格管控,确保最终利率符合监管要求。但从投诉情况看,湖北消费金融似乎对合作平台的违规行为缺乏有效约束。

助贷模式的双刃剑

湖北消费金融对助贷的依赖,从数据上一目了然。这家2015年开业的持牌消金公司,在经历了多年平淡经营后,近两年迎来爆发式增长。2024年总资产188.66亿元,同比增长34.85%;净利润1.57亿元,同比增长24.6%。2025年上半年更是加速狂奔,总资产达255.05亿元,净利润1.27亿元,同比暴涨64.94%。

高增长的密码,藏在助贷合作名单的扩张中。从2024年11月的30家合作机构,到12月的39家,一个月新增9家,扩张速度惊人。新增名单中不乏信用飞、蚂蚁、滴滴等流量巨头,也有上海犇放这样的“神秘玩家”。

助贷模式的好处显而易见:轻资产扩张、快速获客、风险分散。借助助贷平台的流量和场景,消费金融公司可以绕过自建渠道的高成本,配合融资担保公司的增信,实现规模的快速做大。

但硬币的另一面是:对合作机构的管控难度、对最终客户的触达能力、对产品定价的主导权,都在减弱。

当助贷平台出现违规收费、虚假宣传、暴力催收等问题时,作为资金方的消费金融公司很难完全撇清关系。

更深层的风险在于,过度依赖助贷的消费金融公司,正在沦为“资金批发商”。它们提供资金,助贷平台提供客户,融担公司提供增信,看似分工明确,实则各取所需。但在这个利益链条中,谁真正对消费者负责?谁真正承担最终风险?

监管套利的新变种

上海犇放与上海众攒的“分身术”,或许只是助贷领域监管套利的冰山一角。

近年来,监管对互联网贷款、助贷业务的规范日趋严格。2020年《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2021年《关于进一步规范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业务的通知》等文件,对助贷机构准入、出资比例、集中度、利率上限等都做了明确规定。

消费金融公司被要求建立合作机构白名单制度,定期披露助贷合作方。这本是为了加强透明度、便于监管穿透,但在实践中却可能沦为形式主义。如果助贷平台可以通过关联公司进入白名单,实际业务仍由问题平台运营,那么名单披露的意义何在?

更隐蔽的套利发生在费用拆分环节。监管要求贷款年化利率不得超过24%,但通过”贷款利息+担保费+服务费+保险费”的多层收费结构,最终综合成本可能远超这一上限。资金方收取符合监管要求的利息,助贷平台和融担公司收取名目繁多的其他费用,各方单独看都合规,合在一起就成了高利贷。

在这种结构中,消费金融公司享受了规模增长和利润提升的好处,却可以在出现投诉时把责任推给助贷平台和融担公司。这种”既要又要”的心态,正是当前助贷乱象的深层根源。

湖北消金的信任危机

讽刺的是,2024年4月,湖北消费金融刚刚发布声明,否认“36%甚至更高利率收费”,强调“相关网文中所提及第三方平台均非我公司合作机构”。但如今上海众攒关联平台的投诉却直指综合息费过高,且投诉转办方恰恰是上海众攒本身。

这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辩解,不仅没有平息质疑,反而引发更多追问:湖北消费金融究竟知不知道上海犇放与上海众攒的关联关系?如果知道而故意隐瞒,是在规避监管审查;如果不知道,那么对合作机构的尽调是否形同虚设?

更值得关注的是高管团队的背景。2024年加盟的总裁李学军,曾任北京锋泰科技副总裁,而锋泰科技正是主流助贷平台洋钱罐的关联方。这种行业人脉和助贷资源,固然有助于业务扩张,但也可能带来“路径依赖”——过度倚重助贷模式,而忽视了自主风控能力的建设。

业绩高增长、助贷大扩张的同时,湖北消费金融在2024年4月还因违反征信管理规定被央行罚款72.7万元。尽管公司声称已完成整改,但这一处罚仍然说明,在快速扩张过程中,合规风险管理存在短板。

消费金融的十字路口

湖北消费金融的困境,实则是整个消费金融行业的缩影。在互联网流量红利见顶、监管趋严、竞争加剧的环境下,消费金融公司面临艰难选择:是坚持自主获客、自建风控,走小而美的精耕细作路线,还是借力助贷平台,追求规模和利润的快速扩张?

前者意味着更高的成本、更慢的增长,但也意味着更强的风控能力、更可持续的发展;后者可以短期内做大规模、美化报表,但也可能埋下合规隐患、声誉风险的种子。

从湖北消费金融的选择看,它显然押注了后者。但这条路能走多远,取决于它能否真正把控合作机构的质量,而不是让助贷平台变成监管套利的白手套。

对监管部门而言,需要思考的是:如何让助贷合作名单从形式合规走向实质穿透?如何防止关联公司通过“壳公司”进入白名单?如何确保费用拆分不会成为突破利率上限的工具?

对消费者而言,需要警惕的是:在申请贷款时,不仅要看标称利率,更要看综合费用;不仅要看资金方是谁,更要看实际运营方是谁;不仅要看借款便利性,更要看自己的还款能力。

写在最后

上海犇放这家神秘公司的出现,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了助贷江湖的诸多暗角。

当消费金融公司把获客、风控、催收等核心能力外包给助贷平台,自己退化为单纯的资金通道时,它们还能被称为“金融机构”吗?当借款人面对的是层层嵌套的中介、名目繁多的收费、不透明的息费结构时,普惠金融的初心又在哪里?

湖北消费金融需要回答的问题很简单:上海犇放和上海众攒究竟是什么关系?众花、攒花平台上的高息收费,你们知情吗?如果知情为何不制止?如果不知情,对合作方的管理是否失职?

这些问题不仅关乎一家公司的声誉,更关乎整个消费金融行业能否重建公信力。毕竟,金融的本质是信用,失去了消费者的信任,再漂亮的增长数字也只是空中楼阁。

2025年,当助贷监管持续收紧、消费者权益保护日益强化,所有消费金融公司都应该明白:那些靠打监管擦边球、玩名单游戏、搞利益输送获得的短期繁荣,终将付出代价。

唯有真正回归金融本源,将风险管理能力掌握在自己手中,将消费者权益放在首位,才能在这个充满变数的时代走得更远。

出品丨民声日志

撰文丨吉祥财妹

编辑｜财子小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