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月，湖北消费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湖北消金"）完成工商变更，注册资本由13.59亿元增至23.09亿元，增幅70%。湖北省中小企业金融服务中心有限公司（湖北宏泰集团全资子公司）以9.5亿元出资成为第二大股东，持股20.79%。加上湖北银行49.55%的持股，湖北国资合计持股比例超过70%，正式实现对这家持牌消金公司的绝对控股。

表面看，这是一次常规的国资增资扩股——资本实力增强、股东结构优化、国资话语权提升。但若将时间线拉长，结合2025年下半年以来湖北消金密集的助贷合作扩张、不良贷款批量转让、异地催收争议等事件，这场“国资入主"更像是一场“救火式"的资本运作。在业绩高增长（2025年上半年净利润1.27亿元，同比增长64.94%）与消费者投诉激增、合规风险累积并存的背景下，湖北国资的9.5亿元真金白银，究竟是在为谁“买单"？

增资扩股：国资"接盘"的深层逻辑

湖北消金此次增资，并非简单的财务投资。从股权结构看，增资前新疆特易数科（民营资本）持股35.48%为第一大股东，湖北银行持股23.14%为第二大股东，国资话语权相对有限。增资后，湖北国资通过湖北银行和湖北中小企业金融服务中心合计持股70.34%，新疆特易数科持股稀释至10.66%，控制权实现根本性转移。

这种“国资控盘"模式，在消费金融行业并非孤例。2023年以来，多家持牌消金公司引入国资股东，如中原消金引入河南农开、长银消金引入陕西金控等。背后逻辑一致：在消费金融行业监管趋严、风险暴露增多的背景下，国资背景能提供更强的信用背书、更稳定的资本补充渠道，以及更严格的合规约束。

但湖北消金的特殊性在于，其增资时机与业务扩张节奏高度重合。2025年上半年，湖北消金总资产255.05亿元，同比增长35.19%，增速在持牌消金中位居前列。这种高增长主要依赖助贷模式——通过与第三方平台合作获客，平台负责营销、风控初筛，湖北消金提供资金。截至2025年12月，湖北消金助贷合作机构达39家，较年初增加9家，包括蚂蚁、滴滴、信用飞等流量平台，也包括上海犇放、北京方向无线等相对陌生的机构。

问题在于，助贷模式虽能快速做大规模，但也带来多重风险：一是对合作机构管控难度大，易出现利率不透明、隐性收费等问题；二是资产质量压力上升，2025年上半年末不良贷款率虽未披露，但9.7亿元不良贷款包转让（涉及25.6万笔贷款）已释放信号；三是合规隐患累积，2024年4月湖北消金因违反征信管理规定被央行罚款72.7万元，2025年又因异地催收、担保公司合作等问题引发争议。

在此背景下，湖北国资的9.5亿元增资，表面是"输血"，实则是“救火"——通过增强资本实力、优化股权结构，为潜在的资产质量压力、合规整改成本提供缓冲。更关键的是，国资控股后，湖北消金的业务扩张节奏、风险偏好、合规标准都将受到更严格的约束，这或许是监管层和地方政府更看重的"软约束"。

助贷迷途：合作名单扩张背后的合规隐忧

如果说增资扩股是“硬约束"，那么助贷业务则是湖北消金真正的“软肋"。2025年下半年以来，湖北消金助贷合作名单的快速扩张，暴露出三个层面的问题：

第一，合作机构筛选标准存疑。 2025年12月，湖北消金新增6家助贷、担保合作方，包括黑龙江省大和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公开信息显示，大和融担在哈尔滨市地方金融管理局2025年联查中，因“非现场监管数据真实性"问题被责令改正。一家刚被监管点名的担保公司，为何能迅速进入持牌消金的白名单？这反映出湖北消金对合作机构的尽职调查可能存在漏洞。

更值得关注的是上海犇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2025年进入湖北消金合作名单，但工商信息显示其与上海众攒信息科技（运营“众花"“攒花"等现金贷平台）存在关联关系——共用联系电话、共享财务负责人、历史股东重叠。而“众花"、“攒花"平台在黑猫投诉平台累计投诉量超万条，投诉内容集中在“隐性收费"、“综合利率超36%"、“暴力催收"等。这种“名单上的公司查不到产品，产品里的公司不在名单"的现象，是否属于监管套利？湖北消金对合作机构的实质穿透是否到位？这些问题尚未得到明确回应。

第二，费用拆分与利率合规争议。 多个投诉案例显示，湖北消金通过助贷平台发放的贷款，名义利率符合监管要求（如18%），但加上“服务费"、“担保费"、“咨询费"等名目后，综合年化成本可能超过24%甚至36%。例如，有借款人反映借款6000元分12期，每期应还605.9元，但前三期被扣款1062.9元，多扣部分流向第三方保理公司。这种通过费用拆分规避利率上限的做法，虽在形式上可能合规（资金方收取的利息合规，其他费用由第三方收取），但实质损害了消费者权益，也违背了监管“明示年化利率"的要求。

第三，异地催收与管辖权争议。 2025年8月，有媒体报道湖北消金通过四川中江县人民法院批量执行冻结借款人账户，引发管辖权争议。关键环节在于，一家名为德阳平才科技的公司主动为湖北消金借款人提供担保，使中江县法院获得管辖权。但多位借款人表示，对这家担保公司不知情，也未签署相关协议。这种“异地批量执行"模式，虽在程序上可能合法，但在实质公平性上引发质疑——借款人所在地、资金方所在地、仲裁地、执行地相隔千里，是否有利于保护借款人权益？担保公司的真实角色是什么？这些问题尚未得到充分解释。

业绩增长与风险积累的悖论

从财务数据看，湖北消金2025年上半年表现亮眼：总资产255.05亿元，同比增长35.19%；净利润1.27亿元，同比增长64.94%。但这种高增长背后，隐藏着结构性风险：

一是资产质量压力。 2025年11月，湖北消金转让五期个人不良贷款包，未偿本息约9.7亿元，涉及25.6万笔贷款。按此测算，不良贷款规模可能已超过10亿元。虽然不良率未公开披露，但如此大规模的不良转让，反映出资产质量承压。更值得警惕的是，这些不良贷款多通过助贷模式发放，说明助贷业务的风险识别、贷后管理可能存在短板。

二是资本消耗加速。 2025年上半年末，湖北消金净资产24.14亿元，按255.05亿元总资产计算，杠杆倍数约10.6倍，接近监管上限（消费金融公司杠杆倍数一般不超过10倍）。这也是为何需要增资至23.09亿元——若不补充资本，业务扩张将受制约。但增资后，若继续依赖助贷模式快速扩张，资本消耗速度可能再次加快，形“扩张—消耗—再增资"的循环。

三是合规成本上升。 2024年因征信违规被罚72.7万元，2025年又因助贷合作、催收等问题引发争议，湖北消金的合规成本正在累积。在金融监管趋严的背景下，合规问题可能转化为监管处罚、业务受限、声誉损失等实质性成本。国资控股后，合规要求将更严格，这或将对业务模式产生深远影响。

国资入主后的三重考验

湖北国资的“控盘"，为湖北消金带来了资本、信用和资源，但也带来了新的考验：

如何平衡规模与质量。 国资背景可能带来业务扩张压力（如服务地方经济、完成业绩指标），但若继续依赖助贷模式快速做大规模，资产质量、合规风险可能进一步累积。湖北消金需要在"规模增长"与"质量提升"之间找到平衡点，这考验管理层的战略定力。

如何重构助贷模式。 当前助贷业务的问题，根源在于对合作机构管控不足、风险实质穿透不够。国资控股后，湖北消金能否真正建立严格的合作机构准入、退出机制？能否对助贷平台的营销、定价、催收进行实质性管控？能否降低对助贷的依赖，发展自营业务？这些问题的答案，将决定湖北消金的长期竞争力。

如何化解存量风险。 9.7亿元不良贷款包转让只是开始，助贷业务积累的资产质量压力、合规隐患、声誉风险，都需要时间消化。国资入主后，能否以更审慎的态度处置存量风险，而非简单"粉饰报表"，将影响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从“规模驱动"到“价值创造"的转型

湖北消金的案例，折射出消费金融行业的深层矛盾：在流量红利见顶、监管趋严、竞争加剧的背景下，持牌消金公司面临艰难选择——是继续依赖助贷模式追求短期规模，还是回归金融本源，构建自主获客、自主风控的核心能力？

湖北国资的9.5亿元增资，为湖北消金提供了转型的“时间窗口”和“资本缓冲"。但真正的转型，需要的是业务模式的根本重塑——从“资金批发商"转向“金融服务商"，从“规模驱动"转向"价值创造"。这需要放弃对短期业绩的执念，投入资源建设科技系统、风控模型、自营渠道；需要真正对合作机构进行穿透式管理，而非满足于形式合规；需要将消费者权益保护置于首位，而非将高息收费、隐性收费转嫁给借款人。

2026年，消费金融行业正站在十字路口。对湖北消金而言，国资“控盘"不是终点，而是新起点。能否借力国资资源实现真正的“脱胎换骨"，而非继续在助贷迷途中徘徊，考验着所有参与者的智慧与决心。

出品丨九州商业观察

撰文丨九裘小妹

编辑｜邹猫小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