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丛杰

出品 / 科技Nice

继前员工陈浩公开维权后，小红书的期权纠纷又有了新主角。

原小红书媒体智能团队负责人姜东（内部薯名大卫）将自己与小红书的期权争议公开推向前台，并向小红书提出了四点公开质问。大卫在小红书任职期间手握 86 万股期权，按照目前资本市场对小红书估值的普遍测算，这笔期权的价值早已跨过亿元大关。

与陈浩的经历如出一辙，大卫同样是在期权即将确认归属（Vesting）的关键节点被公司强制裁员，直接导致大笔期权无法行权。而在走上法庭后，他面对的则是小红书极其严密的法律防御体系。最终，法院依据期权协议条款，驳回了大卫的全部诉讼请求。

输了官司的大卫并非孤例。当创始人签字被指无效、企业邮箱发出的 Offer 不被承认、境外期权主体与境内运营实体被切割得干干净净时，这场诉讼撕开的，正是互联网独角兽在期权管理上不为人知的暗仓。

法庭上的“三大否认”

创始人签字和官方邮箱为何失效？

在司法审理环节，小红书提出的三条核心抗辩逻辑，让不少科技圈和法律界人士直呼“活久见”。

第一，小红书主张境内运营主体“书行科技”与境外期权主体“Xingin”不存在控股关联，强烈反对追加境外主体作为共同被告；

第二，对于小红书两位创始人毛文超、瞿芳共同签署的 6 万股期权授予文件，公司在法庭上直接不承认其法律效力；

第三，针对当年通过 @xiaohongshu.com 官方域名邮箱发出的入职 Offer，小红书以“无法核查当年 HR 信息”为由，否定邮件内容的证明力。

创始人签名管用吗？官方邮箱算数吗？在普通人的常识里，这两样东西几乎是一个企业最高级别的信用背书。但在法庭上，公司法务团队用严丝合缝的法律语言完成了一场极致的“主体切割”。

绝大多数互联网独角兽在搭建  VIE  架构时，天然将业务运营与资本股权做了物理隔离。你日常上班打卡、领工资的境内公司（如书行科技），在法律层面上只是一个负责具体业务运营的服务实体；而真正发放期权的，是注册在开曼群岛或维尔京群岛的离岸控股公司（如  Xingin）。

当劳资矛盾爆发，境内实体一句“我只是服务方，无权处置境外期权”，就能将绝大多数缺乏跨境诉讼能力和巨额资金储备的员工挡在门外。打工人以为自己拿到了公司的股权承诺，到了法庭才发现，自己手里握着的可能只是一张难以在境内法院履约的纸面凭证。

卡点裁员与期权归属

临门一脚下的精算盘

陈浩案与大卫案最让同行感到寒心的地方，在于离职的时间节点。

两人都是在期权即将迎来归属（Vesting）的前夕被突然解雇。在互联网行业的通用规则里，期权通常采用“1年 Cliff（沉淀期）+ 4年按比例归属”的模式。这套机制原本的设计初衷，是用未来的资本溢价绑定核心人才，鼓励员工与公司共同成长。

然而，在实际执行中，期权协议却往往赋予了雇主极高的自主权。公司可以随时通过绩效考核、业务调整等理由解除劳动合同。

当员工的期权即将迎来行权节点——尤其是像大卫这样价值过亿的 86 万股期权时，企业在财务控制上的考量就会变得极其现实。

按照期权协议的字面约定，只要员工在归属日之前被解除劳动合同，未归属的期权就会自动失效，并重新沉淀回公司的期权池中。这意味着，公司只要在归属日到来前完成解约手续，就能在法律规避的前提下，省去一笔极为昂贵的股权兑现成本。

原本用来激励员工搏命加班的“金手铐”，在企业降本增效的冲动下，反倒成了随时可能落下的斩马刀。

独角兽期权的“黑盒”困局

为什么大厂能够屡屡在期权官司里实现“合规击退”？根源在于双方在信息、法律资源和维权成本上的巨大不对等。

在企业高速扩张的阶段，大厂习惯于用“共同创业”、“期权造富”的叙事吸引顶尖人才。彼时，员工出于对创始人个人声誉和企业品牌的信任，很少会去细究动辄数十页的全英文期权协议，更不会意识到其中隐藏的管辖权异议和主体隔离条款。

可一旦进入诉讼程序，感性的信任就会被理性的法律条文彻底击碎。法官判案依据的是明确签署的法律主体与协议字面条款。企业凭借庞大的专业法务团队，可以精准利用离岸架构、管辖权异议和举证责任，将员工的维权过程拉长为一场消耗巨大的无底洞。

现在的科技产业正在经历深刻的估值挤水分过程。在上市通道变窄、一级市场估值回归理性的背景下，期权的“纸面富贵”属性愈发凸显。

从法律条文来看，小红书赢了官司，法院驳回诉讼请求符合现行法律规范。但在互联网行业里，法理之外还有信誉。

当“创始人签名可以不认”、“官方  Offer  无法核查”成为大厂在法庭上对抗员工的合规武器时，企业也在无形中推翻了自己最珍贵的资产——人才信任。如果期权最终变成了只在公司想给时才算数的“选择性福利”，那么它作为科技公司吸引顶尖人才的核心筹码，也就彻底失去了原本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