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岁的贝壳找房副总裁高军，几天前意外宣布提前退休。

退休之际，他授权发布了一篇文章：《纪念左晖，不该只复刻办公室》。

高军直接点名贝壳董事长彭永东，纪念左晖的方式，不应该只是复刻其生前办公室，以及重新聚焦“以消费者为中心”的初心。

他以经纪人与贝壳的劳动纠纷为例，强调经纪人目前的生存状况，与左晖生前核心价值承诺：“有尊严的服务者、更美好的居住”，形成了强烈反差。

高军委婉批评，如果平台一边强调“伙伴”、“创业者”，另一边却在制度设计上弱化其劳动权益、职业连续性与身份保障，那么最终会形成一种矛盾：

责任要求越来越高，主体权利却越来越弱。

高军的批评，与基层经纪人对贝壳高管的吐槽，有异曲同工之妙。

行业下行期内，贝壳为了维持市场占有率大举扩张，基层经纪人工作“内卷”，而收入降低，他们戏谑高管：

“他赚7个亿，我赚贝壳币（完成平台规定业务动作赚取，用于购买内部流量等资源）。”

高军提前退休，是否源于内部职场斗争并不确切。但高军的公开信，显然是一种批评，一种“上谏”，而他也有资格这么干。

高军是经纪品牌大连好旺角创始人，后者在大连市场市占率第一，是链家早期学习对象，后续好旺角被链家并购。

此后高军历任链家总裁、链家华南战区区首、贝壳副总裁、贝壳总部顾问委员会顾问等职务。

彭永东2010年以战略咨询师身份加盟链家，而早在2007年，高军就已加盟链家担任总裁，彼时左晖担任链家董事长。

高军上谏，不是“屁股决定脑袋”的角色差异，而是深思熟虑的行业改革期待。

早在去年下半年，高军就以自己的博士论文为基础，出版了关注经纪行业书籍《再造平台》。

此书论述了从链家到贝壳，成功关键在于应用数字技术、科层制和非雇佣的劳动关系，在更大范围内、以更低成本推动经纪人网络的规模扩展，最终将市占率提升到竞争对手难以企及的高度。

然而在这个过程中，经纪人、消费者、甚至国家都是失败的，只有经纪机构和平台借助流量倾斜能力，成功攫取了额外利润。

高军猛烈批评以贝壳为例的经纪机构：

“经纪机构向经纪人购买的每一项劳动产出，都是低于市场价格的；经纪机构向经纪人提供的每一项服务内容，都是高于市场价格的”；

“全国经纪人57.1%的人没有缴纳社保，33.7%的人按最低缴费比例缴纳，以此推算国家每年社保损失达到241.1亿元。”

“经纪行业每年的员工流失率超过100%，68.4%的经纪人从业不足3年，消费者选择经纪人如何开盲盒，无论怎么开大概率都会遇到一个缺乏经验的经纪人。”

经纪人的失败，极大违背了左晖的初心。

左晖在生前最后一封公开信里强调，“作为服务者，如果自身得不到尊重的话，也很难去尊重消费者。”

高军批评之后，贝壳的改革正在发生。

去年上海链家实施“房客分离”制度，这一制度再次分解了经纪人服务范围，实质上削弱了经纪人能力，引发了部分高素质经纪人离职潮。

目前上海“房客分离”制度正在被贝壳总部调研，似乎有修改和暂停推进的可能。

今年以来，彭永东主导贝壳大改革，取消了部分经纪人的严苛考核动作，取消了禁止“转会”等不合理限制条件。

高军的批评，与彭永东的改革，实质上均是在市场变化中被推进。

彭永东在改革动员中强调，很多“自媒体”获得了客户信任；而这又是《再造平台》中，经纪人重新获得“生产资料”的开始。

贝壳就是因为掌握了流量与房源，从而使得经纪人一步步沦为平台“机器人”，只在严苛规则下完成“带看”等基本动作。

而进入“买方”市场后，经纪人如果能通过各类公开渠道，重新获得客户信任，便有可能逐步减少对平台的依赖，从而重新掌握“命运”。

高军在《再造平台》中强调，经纪人要想重新获得尊严，还需要国家监管、产权信息保护、独立合作网络、独立行业协会的共同推进。

高军用一封公开信，为自己的职业生涯画上句号，也为行业留下一句左晖式的问号：经纪人到底是成本，还是资产？

彭永东现阶段的答案，显然没有得到经纪人与社会认可，而他最新的改革，仅仅是维持平台利益下的稍稍松绑，不涉及经纪人的核心利益。

也许要有更多的人陆续“掀桌子”，贝壳才会彻底打破平台虚伪与逐利，重构产业链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