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丨一视财经  东阳 

 编辑 | 高山 

2025年，阿里巴巴经历了一系列的反思与纠偏，集团董事会主席蔡崇信在一场公开发言中罕见定调：过去五年，阿里巴巴经历了无数挫折，但已通过组织变革重回正轨。字里行间透露着对张勇时代战略滞后的不满，这场迟来的复盘，为张勇的卸任做了一定注脚，也将所有期待与压力，压在了接任者吴泳铭的肩上。

一年之后，阿里巴巴交出了史上首份万亿营收成绩单。2026年5月13日，阿里披露财报显示，2026年财年阿里总营收达10236.70亿元，同比增长3%，首次站上万亿关口；但全年净利润仅1021.27亿元，同比下滑19%，第四季度经调整EBITA更是同比骤降84%至51.02亿元。

很多人将利润羸弱简单归咎于吴泳铭的激进投入，却忽略了一个更深层的事实：这位阿里十八罗汉之一的CEO，此刻正面临着比张勇时代任何时期都更复杂、更沉重的压力，这也进一步考验着蔡崇信为首的元老派们的耐心。

一、万亿营收背后

万亿营收是阿里规模的新顶点，却也是增长质量的分水岭。若剔除已处置的高鑫零售、银泰等业务影响，2026财年阿里同口径收入同比增长11%，核心业务仍有韧性，但整体3%的增速已跌至历史低位。

对比张勇时代2018财年51%的营收增速，这种断崖式下滑清晰地折射出中国互联网流量红利彻底终结的残酷现实，也印证了蔡崇信此前对“过去五年挫折无数”的判断。

利润端的“腰斩式”下滑，是市场焦虑的核心，但也是最容易被误读的部分。2026财年阿里归母净利润1059.04亿元，同比下降18.7%；第四季度Non-GAAP净利润仅0.86亿元，同比暴跌99.7%。但这并非经营恶化导致的被动亏损，而是战略选择下的主动承压——阿里将几乎所有AI研发、算力基础设施投入全部计入当期费用，导致单季自由现金流净流出173亿元，而去年同期为净流入37.43亿元。

吴泳铭在财报电话会上用一个精准的比喻解释了这种投入逻辑：“AI更像一个制造业，要获得更多收入，必须建立两个核心工厂——AI训练工厂和AI推理工厂。现在我们的服务器内，几乎没有一张卡是空的。”

截至2026年3月31日，阿里手握5208.24亿元现金储备，这是蔡崇信愿意为AI转型买单的底气，足以支撑未来3-5年的高强度投入，但这也意味着短期利润必然会被持续稀释。

不过，尴尬的是，阿里去年陷入零售增长乏力与AI投入回报失衡的双重困境。核心电商遭遇拼多多、抖音的持续挤压，2026财年第四财季（自然年2026年1-3月）客户管理收入仅同比微增1%；为守住即时零售基本盘，阿里于2025年7月宣布未来12个月投入500亿元用于饿了么与淘宝闪购补贴，虽拉动GMV阶段性增长，但市场份额仅从约28%提升至32%左右，反而吞噬了大量利润，导致2026财年第三季度中国电商集团经调整EBITA同比下滑43%，集团当季经营利润同比暴跌74%至106.45亿元。

AI赛道同样不及预期：财报显示，截至2025年9月30日的过去四个季度，云+AI资本开支高达1200亿元，阿里云2025年Q4收入虽增长36%，但通义千问C端月活为千万级，远落后于豆包（2.26亿）、DeepSeek（1.35亿）等竞品；B端商业化仍以云资源捆绑为主，独立AI产品收入占比极低，未能形成新的利润增长点。持续烧钱导致2026财年前三季度（2025年4-12月）自由现金流同比暴跌71％。

二、战略转向的代价

话说回来，要真正理解吴泳铭的压力，必须先对比他与张勇的战略差异，以及这种差异背后蔡崇信的态度转变。

张勇时代（2015-2023）的核心战略是“1+6+N”分拆，本质是“做减法”——通过分拆阿里云、菜鸟、盒马等业务，释放各板块独立价值，降低集团管理成本，聚焦电商基本盘盈利。

在张勇的掌舵下，阿里最高年营收达9394.27亿元，最高年GAAP净利润1492.63亿元，市值峰值曾达8300亿美元。彼时竞争格局相对单一，主要对手仅拼多多，美团、抖音电商尚未形成全面威胁，张勇的压力在于“稳增长、提利润、促分拆”，容错空间充足。但随着流量红利枯竭和AI时代到来，这套“守成”战略逐渐失效，这也是蔡崇信最终推动管理层更迭的核心原因。

2023年9月10日吴泳铭接任CEO后，战略进行转向。他并非完全叫停分拆，而是大幅调整了分拆的节奏和范围：暂停阿里云分拆上市，重新收归集团核心；撤回菜鸟IPO申请，暂缓独立上市；将淘宝、天猫、饿了么、飞猪整合为中国电商集团，统一资源对抗拼多多和美团；盒马、大润发等业务保持独立，但上市计划全部暂缓。

这一调整绝非否定张勇，而是时代命题的根本转变。张勇时代是互联网流量红利末期，核心是“守成”——在既定赛道上优化效率，最大化现有价值；吴泳铭时代是AI革命爆发期，核心是“求生”——若不能抓住AI浪潮，阿里将错失下一个十年的增长门票；若不能守住电商基本盘，AI转型将失去资金来源。

但双线作战的代价，是投入规模呈指数级增长。张勇时代，阿里年均资本开支约550亿元，主要用于数据中心和物流基础设施建设。而吴泳铭时代，仅AI基础设施一项的年均投入就将超过1300亿元，再加上即时零售的补贴投入和研发费用，年均总投入将达到张勇时代的3倍以上。

2025年2月，阿里曾宣布“三年投入超3800亿元用于AI基础设施建设”。而在本次财报会上，吴泳铭进一步加码：“为实现未来五年云和AI商业化年收入突破1000亿美元的目标，实际投入将远远超过3800亿元。对标2022年AI爆发前，未来我们要建设的数据中心规模将是十倍以上。”

更严峻的是，吴泳铭同时要打四场战争：电商战场对抗拼多多的低价攻势（2025年拼多多国内GMV已接近阿里的70%）；内容电商战场阻击抖音电商的蚕食（GMV已突破5万亿元）；即时零售战场与美团展开贴身肉搏；AI云战场与百度智能云争夺行业第一。这种“四面受敌”的竞争格局，是张勇时代从未遇到过的，也让蔡崇信的“耐心”成为了最珍贵的资源。

三、吴泳铭的集权压力为何远超张勇？

很多人说，张勇把阿里带到了万亿，吴泳铭却把利润搞没了。这是一种典型的结果导向式偏见。他们面对的，是完全不同的时代命题、资本市场环境，以及来自董事会的期待，这种差异从根本上决定了两人压力的量级。

张勇时代，中国互联网仍处于流量红利尾声，电商渗透率持续提升，阿里凭借先发优势与生态壁垒，稳稳占据行业龙头地位。彼时资本市场对互联网企业的估值逻辑是“规模优先、利润次之”，投资者愿意为长期故事买单，阿里市值峰值达8300亿美元，容错空间极大。张勇的核心任务，是在红利末期最大化收割利润、通过分拆释放价值，无需承担“转型失败则企业衰落”的生死压力。

而吴泳铭时代，行业环境已发生颠覆性变化。流量红利彻底枯竭，电商进入存量竞争，价格战白热化；AI革命席卷全球，科技企业面临“不转型则淘汰”的生存危机；资本市场估值逻辑彻底反转，从“长期故事”转向“短期业绩+商业化落地”。

更关键的是，吴泳铭面临着三重尖锐的矛盾，这些矛盾相互交织，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压力闭环，也在不断消耗着市场的耐心。

第一，短期利润与长期投入的矛盾。AI转型必须持续烧钱，但资本市场要求利润回暖。吴泳铭需要在“烧钱换未来”与“保利润稳股价”之间走钢丝。

第二，电商防守与新业务进攻的矛盾。淘天集团作为阿里的现金牛，需要持续投入降价、补贴以守住市场份额，这必然会挤压AI转型的资金；而AI需要巨额投入，又会分流电商业务的资源，形成不良循环。2026财年第四季度，淘天集团经调整EBITA同比下降7.3%，就是这种矛盾的直接体现。

第三，行业竞争与内部协同的矛盾。外部要同时对抗拼多多、美团、字节跳动、百度四大巨头；内部需整合淘天、阿里云、本地生活等业务，打破组织壁垒，实现数据和资源的协同。虽然吴泳铭亲自兼任淘天集团CEO，大幅提升了决策效率，但要彻底改变阿里多年来形成的部门墙文化，仍需时日。

对比张勇与吴泳铭时代的核心指标，差异一目了然：张勇时代最高营收增速51%、年均资本开支550亿元、市值峰值8300亿美元；吴泳铭时代营收增速仅3%、年均投入超1500亿元、市值峰值3800亿美元。张勇是“顺势而为”，在红利期坐享增长；吴泳铭是“逆势突围”，在寒冬期负重转型。而蔡崇信有可能作为最终的决策者，他的耐心或许决定吴泳铭有多少时间来证明自己的战略是正确的。

结语

万亿营收，是阿里电商时代的终点，也是AI+消费科技时代的起点。张勇用8年时间，将阿里推向了中国互联网的巅峰；而吴泳铭需要用更短的时间，带领阿里穿越转型的峡谷，找到下一个万亿的增长曲线。

吴泳铭的压力之所以更沉重，不是因为他做得比张勇差，而是因为他接手的是一个更加复杂、更加动荡的局面。他不仅要守住阿里的电商基本盘，还要在AI这场豪赌中胜出；不仅要应对来自四面八方的竞争，还要安抚失去耐心的资本市场，更要向蔡崇信和董事会交出一份合格的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