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品：山西晚报·刻度财经

当持牌消费金融公司的国资增资与助贷扩张形成诡异的“双重变奏”，一场关乎行业合规底色的考验已然来临。

当持牌消费金融公司的国资增资与助贷扩张形成诡异的“双重变奏”，一场关乎行业合规底色的考验已然来临。

2026年初，湖北消费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湖北消金”）刚完成9.5亿元增资、实现国资绝对控股，其助贷业务扩张背后的合规漏洞便悄然暴露，新增神秘合作方上海犇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下称“上海犇放”），关联平台“攒花”“众花”深陷高利贷、砍头息、暴力催收投诉泥潭，累计投诉数千条。

图源：湖北消金

这场看似偶然的投诉爆发，实则是持牌消金“规模优先”导向下，尽调、风控、合规三重失守的必然结果。在消费金融行业竞争日趋激烈、流量红利见顶的背景下，湖北消金的助贷迷途并非个例，它折射出整个行业在助贷模式狂奔中，潜藏的监管套利、风险传导与消费者权益受损隐患。

当持牌机构沦为违规平台的“资金通道”，当国资背书的信用优势被滥用，消费金融行业的健康发展亟待一场深刻的合规重构。

01

神秘合作方现身：

关联链条隐身，投诉风暴直指资金源头

湖北消金的助贷扩张，在2025年下半年进入加速期。公开信息显示，截至2025年末，其平台运营方增至25家，助贷合作机构总数达到39家，既有蚂蚁、滴滴等头部流量平台，也有上海犇放这样背景模糊的陌生主体。而正是这家新增的神秘合作方，成为引爆合规危机的导火索。

工商信息显示，上海犇放成立于2020年，公开披露的股东信息、业务范围极为有限，堪称“隐形公司”。但深入核查不难发现，这家公司与上海众攒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下称“上海众攒”）存在深度绑定的关联关系：二者共用同一联系电话，财务负责人均为王海洋，历史股东张鹏重叠，甚至注册地址完全一致。而上海众攒，正是“攒花”“众花”“乐享借”等多个现金贷平台的实际运营主体，这些平台早已因密集投诉声名狼藉。

诡异的是，在湖北消金公开的助贷合作名单中，仅有上海犇放的名字，上海众攒却始终“隐身”不见，形成了“名单机构无产品、产品机构不在名单”的灰色对接模式。这种刻意的身份隔离，背后暗藏明显的监管套利意图——通过关联公司“代持”合作资格，让高投诉、高风险的平台得以借助持牌消金的资金通道持续运营，同时规避监管对合作机构的直接核查。

黑猫投诉平台的数据，直观呈现了“攒花”等平台的违规乱象。截至2026年2月，“攒花”累计投诉量达5000多条，核心诉求高度集中：砍头息、隐性收费、综合利率超标、暴力催收。

图源：黑猫投诉

更令人担忧的是暴力催收乱象的蔓延。有借款人表示，攒花通过第三方催收机构进行暴力催收，10分钟20个催收电话。

图源：黑猫投诉

值得注意的是，“攒花”平台的违规模式并非个例。2026年1月，另有消费者投诉称，在火山融里借款，分配众攒给我下款，还款的时候发现收取高额的会员费，借款4000，一共收取一千多元的会员费。

02

三重失守：

尽调、风控、合规的全面缺位

“攒花”平台的违规乱象，表面看是合作方的操作失范，本质上却是湖北消金在合作机构管理、息费管控、风险隔离等环节的全面失守。作为一家国资控股的持牌消金公司，其本应承担更严格的合规责任，却在规模扩张的诱惑下，将风控底线抛诸脑后，最终陷入“高增长”与“高风险”的失衡困境。

合作机构筛选与尽调，形同虚设。持牌消金开展助贷业务，合作机构的合规资质是第一道防线，而湖北消金的尽调工作，显然流于表面。上海犇放与上海众攒的关联关系，并非难以核查的隐秘信息，通过工商登记、财务人员关联、历史股权追溯等常规尽调手段即可穿透识别，但湖北消金却未能发现，或刻意忽视这一风险，让违规平台得以蒙混过关。

更值得关注的是，湖北消金的合作机构筛选，似乎存在明显的“宽松化”倾向。除上海犇放外，其合作的黑龙江省联丰融资担保、黑龙江省大和融资担保等机构，也存在违规嫌疑。其中，大和融担在2025年哈尔滨市地方金融管理局的联合检查中，因“非现场监管数据真实性”问题被责令改正，但即便存在监管处罚记录，该公司仍顺利进入湖北消金的合作名单。这种对违规机构的“包容”，充分说明湖北消金的合作筛选标准已严重失效，尽调流程沦为“走过场”。

背后的核心原因，在于规模扩张对风控资源的稀释。2025年上半年，湖北消金实现净利润1.27亿元，同比增长64.94%，总资产达255.05亿元，同比增长35.19%，增速在持牌消金中位居前列。这种亮眼的业绩表现，高度依赖助贷模式的快速扩张——通过与大量第三方平台合作，快速获取客户、投放资金，实现规模与利润的短期爆发。但过快的扩张速度，让风控团队难以应对，尽调资源被分散，筛选漏洞被持续放大，最终导致违规机构批量进入合作体系。

息费管控与信息披露，严重违规。助贷新规明确要求，持牌机构应将利息、担保费、服务费等所有费用纳入综合成本，以明显方式公示年化利率，禁止通过隐性收费、费用拆分等方式规避利率监管。但湖北消金显然未能落实这一要求，反而纵容合作平台通过“利息+担保费+服务费+会员费”的叠加模式，变相抬高综合融资成本。

当前，一年期LPR为3.45%，司法保护的民间借贷利率上限为LPR的4倍，即13.8%。而“攒花”等平台的综合年化利率，普遍超过36%，远超监管红线，涉嫌高利贷。更违规的是，这些费用往往被刻意拆分，掩盖综合利率超标的事实。

同时，平台在借款页面未以明显方式展示综合年化利率，而是通过格式条款将隐性收费、捆绑担保等内容隐藏在繁杂的合同文本中，借款人在借款时难以知晓真实的融资成本，违背了《民法典》第六百七十条“禁止砍头息”以及央行、金融监管总局关于金融产品信息披露的强制性要求。这种刻意的信息不透明，本质上是对消费者知情权的侵犯，也是对监管规则的公然漠视。

关联风险隔离，彻底失效。对于持牌金融机构而言，关联交易防火墙是防范风险传导的关键，但湖北消金并未建立有效的风险隔离机制。在明知上海犇放与上海众攒存在深度关联，且“攒花”平台投诉密集的情况下，其未对资金流向、合作方实际运营情况进行动态监控，导致资金变相流入高风险、高投诉平台。

更严重的是，湖北消金对合作平台的贷后管理几乎处于空白状态。对于“攒花”平台的砍头息、暴力催收等违规行为，其未能及时发现、制止，也未采取暂停合作、收回资金等整改措施，任由违规乱象持续发酵，最终损害了持牌机构的声誉，也让自身陷入合规危机。这种“只放钱、不监管”的合作模式，让持牌消金沦为违规平台的“资金通道”，完全背离了持牌经营的核心要求。

03

国资“救火”难掩隐忧：

高增长背后的风险累积

就在助贷合规危机逐渐暴露的同时，湖北消金在2026年初完成了一场规模达9.5亿元的增资扩股，注册资本从13.59亿元增至23.09亿元。此次增资后，湖北省中小企业金融服务中心（湖北宏泰集团全资子公司）成为第二大股东，持股20.79%，加上湖北银行49.55%的持股，湖北国资合计持股比例超过70%，正式实现对湖北消金的绝对控股。

从表面看，这场增资是优化股东结构、增强资本实力的常规操作，国资的介入也被市场解读为“信用背书”与“风险兜底”。但结合湖北消金此前的业务扩张与风险暴露情况，这场增资更像是一场“救火式”的资本运作——在助贷业务风险累积、不良贷款压力上升的背景下，通过国资增资补充资本，为潜在的合规整改、不良处置提供缓冲。

财务数据背后的风险信号，早已显露。2025年上半年，湖北消金实现净利润1.27亿元，同比增长64.94%，看似业绩亮眼，但资产质量压力已悄然显现。2025年11月，湖北消金批量转让五期个人不良贷款包，未偿本息约9.7亿元，涉及25.6万笔贷款，按此测算，其不良贷款规模可能已超过10亿元。虽然其未公开披露不良贷款率，但如此大规模的不良转让，足以说明助贷业务的资产质量存在严重隐患。

与此同时，资本消耗速度持续加快。2025年上半年末，湖北消金净资产24.14亿元，总资产255.05亿元，杠杆倍数约10.6倍，已接近消费金融公司10倍的监管杠杆上限。这也是其急于增资的核心原因——若不补充资本，助贷业务的持续扩张将受到制约。但增资之后，若湖北消金仍坚持“规模优先”的导向，继续依赖宽松的助贷合作模式快速扩张，资本消耗速度或将再次加快，陷入“扩张—消耗—再增资”的恶性循环。

更值得关注的是，国资控股后，湖北消金可能面临更大的规模扩张压力——既要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也要完成既定的业绩指标。若这种压力传导至业务层面，可能进一步弱化合规管控，让助贷乱象愈演愈烈。事实上，湖北消金此前已因违规遭受监管处罚：2025年4月，其因违反征信管理规定被央行罚款72.7万元；2025年，又因异地催收、担保公司合作等问题引发争议。此次助贷合作违规曝光，若查实存在监管违规，其面临的处罚可能更为严厉。

湖北消金的困境，折射出当前部分持牌消金的共性矛盾：在行业竞争加剧、盈利压力增大的背景下，不少机构陷入“规模与合规二选一”的误区，将助贷模式视为快速做大规模的“捷径”，却忽视了助贷业务的风险本质。殊不知，持牌机构的核心优势在于合规经营与风险管控，一旦放弃这一底线，即便短期内实现规模增长，最终也将被风险反噬。

04

行业反思：

助贷不是“避风港”，持牌机构需守好合规底线

湖北消金与“攒花”平台的纠纷，并非孤立事件，而是消费金融行业助贷模式发展失衡的一个缩影。近年来，随着监管对现金贷、网络借贷的整治力度加大，大量违规平台通过与持牌消金、银行合作，以助贷、联合放贷的名义继续开展违规业务，形成了“持牌机构提供资金、违规平台负责获客与运营”的利益链条。这种模式下，持牌机构赚取稳定的利息收入，违规平台收取高额服务费，而风险与损失则全部转嫁给消费者与持牌机构自身。

这种畸形的合作模式，之所以能够持续存在，核心在于三方的利益驱动：对于违规平台而言，借助持牌机构的资金通道，得以规避监管限制，持续获取高额利润；对于持牌消金而言，借助助贷平台的获客能力，能够快速扩大业务规模，缓解盈利压力；对于部分担保、保理等关联机构而言，通过捆绑收费能够分一杯羹。但这种利益链条的背后，是对消费金融行业生态的严重破坏，也是对监管规则的公然挑战。

从监管层面看，助贷业务的穿透式监管已成为必然趋势。金融监管总局多次强调，持牌金融机构开展助贷业务，必须坚持“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对合作机构进行穿透式尽调，全面掌握其股东结构、关联关系、运营情况，严禁通过关联关系规避监管；同时，要将助贷链条中的所有费用纳入综合成本，明确公示年化利率，严禁隐性收费、砍头息等违规行为；对合作机构的违规行为，要及时采取暂停合作、收回资金等措施，切实防范风险传导。

对于湖北消金而言，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是启动全面整改，弥补合规漏洞。首先，应立即终止与上海犇放的合作，全面排查所有助贷合作机构，建立“股权—人员—业务—资金”全链条穿透尽调机制，将存在关联违规、高投诉的机构彻底清理出合作名单；其次，要对“攒花”等平台的违规收费情况进行全面核查，主动退还借款人被预扣的砍头息、超额收取的服务费，按实际到账本金重新核算利息，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再次，要升级风控系统，强制所有合作平台以显著方式展示综合年化利率，接入监管数据报送系统，实时监控资金流向与收费合规性；最后，要对尽职调查、风控审批环节的失职人员进行严肃问责，完善合规考核与激励机制，彻底扭转“规模优先、合规滞后”的经营导向。

而对于整个消费金融行业而言，湖北消金的案例应成为深刻的警示。持牌消金公司作为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肩负着服务实体经济、满足居民合理消费需求的使命，绝不能为了追求短期规模与利润，沦为违规平台的“资金通道”。在助贷业务发展中，必须坚守合规底线，将风险管控放在首位，摒弃“规模优先”的粗放式发展模式，走“质量优先、稳健发展”的道路。

同时，合作机构的筛选与管理，应成为持牌消金的核心竞争力之一。机构在选择助贷合作方时，不应只关注获客能力与业务规模，更要重视其合规资质、投诉率、息费透明度，建立严格的准入标准与动态考核机制，对合作机构进行常态化监管，形成“准入—监管—退出”的闭环管理。此外，还应加强关联风险隔离，建立有效的关联交易防火墙，防止资金变相流入高风险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