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7月25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一纸行政处罚决定书，为这场持续半年的反垄断调查画上了句号——携程集团有限公司因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被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全额退还订单储备金1.22亿元、没收违法所得16.58亿元、处以罚款35.21亿元，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

7.5%的罚款比例，创下中国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罚款比例最高纪录——超过此前的阿里巴巴（4%）和美团（3%）。

携程随即表态“诚恳接受、坚决服从”，并公布了五大方面19项整改措施。但罚单落地的同一天，携程董事局主席梁建章或许正忙着在另一条赛道上耕耘——人口学。过去几年，他将大量精力投入人口政策研究，频频呼吁“生三胎”“解决低生育率陷阱”。

宏观上呼吁人口增长，微观上却把最能养家糊口的酒店商家摁在地上抽水。当一家占据在线酒店预订市场近六成份额的巨头，用“特牌”“金牌”“无牌”的等级体系编织出一张精密的流量控制网，梁建章的“人口学”救不了被流量税压垮的商家，也救不了携程自身的垄断困境。

比“二选一”更隐蔽的流量霸权

这张51.79亿元的罚单，与阿里巴巴、美团当年的“二选一”有本质不同。阿里巴巴和美团的违规行为相对直接——要求商家“二选一”、不得入住竞争平台。携程构建的是一套以流量分配为核心、以算法工具为手段的隐性控制体系。

据市场监管总局调查，携程2020年以来在中国境内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市场的份额长期超过50%。按照平台交易额计算，2020年至2025年，携程市场份额分别为53.5%、54.0%、53.3%、59.1%、58.3%和58.7%。如果算上控股的去哪儿等平台，整个携程系的市场份额逼近70%。

这套体系的核心是“挂牌分级”。携程将合作酒店分为特牌、金牌、无牌三个等级。据市场监管总局通报，携程的垄断行为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是独家合作——“特牌”酒店享受最多流量倾斜、搜索优先、跨商圈展示等权益，代价是只能与携程独家合作，不得在美团、飞猪等竞争性平台上架房源。值得注意的是，这套“挂牌体系”并未将独家要求写在纸面合同上，而是由业务经理口头传达。一旦酒店在其他平台上架或价格未达标，携程便以降级、限流作为惩罚——有酒店反映，开业至今被撤销金牌3到5次，每次降为无牌后面临15天到1个月的流量惩罚期。

四川省某酒店经营者坦言：“第三方在线酒店预订平台中携程客户群体大、销量多，携程占我们线上订单的80%—90%。可以说离开携程活不了，用上携程活不好。”

二是“全网最低价”——强制“金牌”“无牌”酒店给予携程全网最低价。《行政处罚决定书》显示，携程要求“金牌”酒店给予竞争性平台20元或5%以上的价格优势；“无牌”酒店则必须保持携程售价为全网最低价。一旦发现酒店价格高于竞争性平台，携程便通过“调价助手”“挂牌通”等技术工具直接调低价格——甚至无需酒店商家同意。“调价助手”存在大量强制开通、不知情被开通、退出困难等情形。

据《北京日报》报道，有酒店反映，当同一房型在美团卖100元、携程卖98元时，未达到携程要求的低于5%（即95元）的标准，携程便直接在挂牌通中扣除酒店3元钱。此前有民宿店主向媒体诉苦：基础佣金10%至15%，叠加“金字塔”“云梯”等隐性推广费后，综合佣金率最高可达50%以上。

商家陷入两难：不上携程就没客人；上了携程又被抽佣压利润。市场监管总局认定，携程的行为排除了、限制了市场竞争，侵害了酒店经营者自主定价权，损害了消费者利益，加剧了行业“内卷式”竞争。

“199亿水分”

2025年是携程的业绩大年。财报显示，全年净营业收入624亿元，同比增长17%；净利润334亿元，同比增长95%。业务结构上，住宿预订收入261亿元（占42%），交通票务225亿元（占36%），旅游度假47亿元，商旅管理28亿元。

但334亿元净利润中，有199亿元来自出售MakeMyTrip股份等一次性投资收益，占净利润的近60%。扣掉这199亿，携程的经营净利润仅约135亿元。一家市值数千亿的旅游帝国，核心经营利润的成色打了折扣。

51.79亿元的罚没款，大约是其2025年营收的1/12，净利润的1/6。监管部门认定的违法所得16.58亿元，加上7.5%的高比例罚款，直指携程“流量税”商业模式的命门。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携程的利润高度依赖酒店佣金。携程酒店佣金综合约4%-6%，高星酒店可达15%-25%。而这些高佣金正是建立在“特牌”独家协议和“全网最低价”强制规则之上的。当一家公司习惯了用“流量控制”而非“服务价值”来获取利润，垄断就成了必然的副产品。

梁建章：一边在谈生育，另一边在收“流量税”

梁建章身上有两个标签：携程创始人、人口学家。近年来，后一个标签的曝光度远超前者。

他频繁出现在人口政策论坛上，呼吁解决低生育率问题，写书、演讲、接受采访。今年1月，就在市场监管总局对携程启动反垄断立案调查的消息传出前三天，梁建章还在和专家对谈“AI+教育”，大谈创新与生育的关联，对携程的垄断争议只字未提。

但讽刺的是，当他高喊“生三胎”时，携程正通过“特牌”“金牌”体系，对酒店商家进行“杀鸡取卵”式的抽成。宏观上关心人口，微观上却把最能养家糊口的那批人摁在地上抽水。一个呼吁“多生孩子”的老板，旗下的平台却在挤压中小酒店商家的生存空间——这些商家恰恰是最需要养家糊口的人。

有评论一针见血：“梁建章的生育论是宏观的，携程的垄断术是微观的。宏观上喊人口危机，微观上把最能养家糊口的那批人摁在地上抽水。这就像一个人一边呼吁鱼下籽，一边把鱼塘的水抽干。”

在2026年4月与罗永浩的对话中，梁建章曾坦诚回应反垄断调查：“反垄断调查是监管规范，携程积极配合，推动行业健康发展”。然而，监管的“规范”最终以51.79亿的罚单落地——言辞上的配合，终究没能替代行动上的整改。

他可以为员工生育福利慷慨解囊，却对千万商家和亿万消费者的被收割视而不见。正如有媒体所评论的：“携程的护城河，究竟是真正的竞争优势，还是靠强势地位压出来的？”

携程在处罚当日即公布了五大方面共19项整改措施。但整改是一回事，能否真正改变一家垄断巨头的经营惯性，是另一回事。

当一家公司习惯了用“流量控制”而非“服务价值”来获取利润，51.79亿元的罚单能买到的，或许只是一次被迫的反思，而非真正的改变。

携程垄断案所创下的多个“第一”，为中国平台经济治理划出了一条清晰的法治底线：流量不能成为限制竞争的手段，技术不能成为垄断行为的挡箭牌，变相独家同样构成违法。

当平台经济的“野蛮生长”时代正式终结，留给梁建章和携程的命题是：是做一家真正靠服务价值立足的企业，还是继续在流量霸权的惯性中挣扎？

答案，不在19项整改措施里，而在携程的日常经营中。

梁建章该回归主业了——不是人口学，是携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