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杀熟”或将成为历史。

4月10日，《互联网平台价格行为规则》正式施行。这部国家最新出台的、专门针对互联网平台价格的规定，明确禁止大数据杀熟等价格歧视行为。

比如，规定要求平台不得强制商家降价促销；明确“明码标价”要细化到促销规则、活动期限、适用范围；明确自动续期、自动扣款时应当以显著方式提醒并通知消费者。

实际上，新规里明令禁止的这些定价乱象，正是过去几年在线旅游（OTA）平台最受诟病的重灾区。在新规落地的同时，作为行业头部平台的携程，正面临着外部监管和内部变动的双重挑战。

外部，从1月国家市监总局启动反垄断调查，到3月北京多部门集中通报，再到4月中央网信办联合约谈，三个月内的三项监管全部指出了携程业务的合规硬伤。内部，其近期披露的2025年财报暴露出主营业务增速乏力的迹象，两位联合创始人双双宣布辞任。

在外部面临严监管，内部叠加主业承压与高管离场的大背景下，携程依靠流量优势“两头吃”的盈利模式，还能维持多久？

01 

安全、垄断、大数据，携程面临强监管

如果把近期针对携程的监管动作按时间线倒推，会发现官方的通报不仅密集，而且关注点正在不断深入，直接指向了其赖以生存的核心商业模式。

近日，中央网信办与国家铁路局联合约谈了7家涉火车票销售的第三方平台。值得注意的是，在这7家被通报的平台中，携程旅行、去哪儿网和智行火车票赫然在列，这3家均由携程集团控股或与其深度关联，“携程系”在约谈名单中几乎占据半壁江山。

图源：网信中国

监管部门的定性超出了普通的消费者权益纠纷，直接上升到了国家基础设施安全的层面。通报明确指出，相关平台利用自动化程序实施大规模、高频次的抢票操作，干扰并危害了铁路12306平台的安全稳定运行。

这意味着，携程系长期以来作为利润点的“抢票加速包”、“双通道”等付费增值服务，不仅是将12306官方免费的候补服务包装成特权向消费者收费，其背后高频的机器刷票行为，更对国家铁路系统的正常运转构成了实质性干扰。

中央网信办表示，在后续相关部门将加强技术监测，如发现利用技术手段干扰、危害铁路12306平台安全的行为，将依据《网络安全法》《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严肃查处。

携程利用技术手段和平台地位获取利益的做法，在面向商家的酒店业务中同样明显。3月23日，北京市场监管局等多部门联合通报了平台“内卷式”竞争的典型问题，携程在酒店业务上的多项规定被公开点名。

在定价权上，通报中的典型事例显示，携程利用系统抓取客房全渠道价格，要求酒店必须给平台最低价。一旦酒店不配合，就会面临电话施压、限制流量，甚至被平台用“调价助手”自动强制改价。

在佣金抽取上，携程的“切客”规则也加重了商家的负担。只要消费者最初在携程下过单，即便后续因为个人行程变动退订，或是直接在酒店前台办理了续住，平台依然判定这笔交易由自己促成，要求酒店支付全额佣金并对门店施加限流处罚。目前，监管部门已明确要求携程优化规则，不得将线上预订线下续住等行为判定为“切客”。

此外，为了在前端促成交易，通报指出携程在与其合作密切的特牌、金牌酒店名称后打上红色“大拇指”标识，这容易让消费者误以为这是高质量服务水平的认证，涉嫌误导预订。监管部门已要求其下架“调价助手”并取消该标识。

顺着这两份通报继续往前看，今年1月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对携程启动的反垄断调查，其实并非偶然。

事实上，携程游走在规则边缘的做法并非近期才有。过去几年里，携程游走在规则边缘的做法并非近期才有。过去几年里，因为隐蔽的“默认搭售”、侵犯隐私以及屡禁不止的大数据杀熟等问题，携程曾多次被有关部门点名约谈并要求整改。

但与以往的约谈相比，如今的监管性质发生了根本转变。针对携程的反垄断立案调查，晶捷品牌咨询创始人、战略品牌专家陈晶晶指出，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对平台的执法已从事后处罚转向了持续监管。“进入立案通常意味着证据链已基本具备，这一次并非补缴罚款就可以过关。”

从早年难以根除的搭售、杀熟，到近期被查出的强迫底价和抢票加速包，眼下的密集监管，是对携程长期滥用市场优势的一次集中亮剑。

02 

高利润下增长乏力，主业深陷流量焦虑

顶着监管压力也要推加速包、逼迫商家降价，携程这些业务动作背后，掩藏的是其主业的流量焦虑。

此前携程集团公布的2025年财报显示，公司全年实现营收624亿元，同比增长17%；净利润高达334亿元，同比增速达到了惊人的94%。然而，超过300亿的巨额净利润并非全部来自日常经营。

拆解财报数据可以发现，其中有近199亿元属于变卖资产带来的“非经常性损益”——主要是携程通过出售其持有的印度在线旅游平台MakeMyTrip大量股权获得的一次性投资收益。

如果剔除掉这近200亿的投资变现，携程真正靠卖机票、订酒店等主营业务赚来的营业利润，增速实际上只有11.7%。当主营业务利润增速（11.7%）明显跑输整体营收增速（17%）时，不难看出携程在核心业务上的赚钱效率正在变低。

主业赚钱变难，直接放大了携程的流量焦虑。以被点名的抢票加速包为例，2025年携程交通票务业务全年营收约224.89亿元，占总营收的36%，是仅次于住宿预订的第二大业务。

但现实是，单纯的火车票分销返佣极低，为了在这个海量刚需入口上获取更多利润，平台通过捆绑几十到上百元不等的抢票加速包，利用极低的服务器边际成本，硬生生造出了一个高毛利的变现渠道。 

中央网信办出手叫停高频刷票，外界通常只看到了加速包带来的直接利润损失，却忽略了其更关键的“导流”属性。

在陈晶晶看来，抢票服务是平台的流量红利，监管收紧将直接削弱以智行为代表的工具型产品引流效率和优先出票等服务的变现空间；但这更多是对携程获客端的边际弱化，而非核心能力的动摇。

换句话说，交通票务的加速包虽然赚钱，但它更大的战略意义是，为利润更丰厚的酒店预订业务源源不断地输送客源。

当这一流量入口遭到限制，引流效率将大幅下降，携程面对外部竞争的压力也将变大。陈晶晶提到，随着抖音、美团等新入口的崛起，行业正走向多边博弈。价格透明度的提升和流量来源的分散，使得头部连锁酒店的议价能力持续增强。

在这种前端面临流量瓶颈、外部竞争加剧的双重夹击下，为了维持财报上的高毛利，依靠市场占有率向存量的B端商家强压底价，利用算法模型向C端用户“杀熟”，就成了其最本能、也最便捷的路径。

为什么这种杀熟乱象屡禁不止？陈晶晶一针见血地指出，这并非单纯的逐利，背后还有平台深度的“模型依赖”。

“目前的定价模型多由机器学习驱动，许多价格差异并非显式规则，而是算法输出的结果。由此形成的局面是，企业可以主观否认杀熟，但客观上仍可能形成价格歧视。这正是以往监管的难点所在。”她补充道。

这种算法隐身的背后，是平台对用户价值的极致榨取。北京今是律师事务所主任吴萌律师进一步指出，在线上经营者眼中，不同的购买“动机”代表着不同的消费者，是可以区别对待的。

“平台通过大数据归集出的复购率高、价格敏感度低的细分群体，被赋予了不同的供求关系，从而成为被赋予不同价格的对象。”吴萌认为，这种基于动机的细分，正是大数据杀熟在商业逻辑上屡禁不止的深层原因。加上互联网交易取证难、违法成本低，让平台更有动机冒险挑战法律。

03 

估值洗牌，携程还剩什么筹码

业务端频频触碰红线的同时，携程的人事架构和资本估值，也正在经历一场大洗牌。

就在发布2025年财报的同一天，携程集团宣布了重大人事变动，联合创始人范敏辞任董事兼总裁职务，另一位联合创始人季琦也同步辞任董事职务。

这两位在行业内拥有极深人脉和资源背景的元老离场，绝非一次简单的新老交替。结合时间线来看，这场人事震荡发生在一个极其敏感的背景下——就在其离职前的一个多月，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刚刚正式对携程启动了反垄断调查。

与此同时，填补董事会空缺的，是两位具有深厚财务审计与合规风控背景的新任独立董事。这种从业务开拓型元老向合规风控型专家的更迭，似乎也传递出，过去那种依赖平台强势地位、通过不对称定价获取高毛利的粗放增长模式，正面临挑战。对于眼下的携程而言，合规与风控已经成为长远发展的核心命题。

面对合规的压力，携程核心业务模式正在被迫重构。这正是今年1月反垄断立案调查带来的影响。陈晶晶指出，对业务的实质性影响在于，平台的收费逻辑将从“黑箱”走向可约束、可解释的定价体系。

“其利润获取方式将被改变。过去依赖信息不对称、流量排名与算法差异定价，将更多转向服务费显性化、会员体系锁定与供应链能力带来的稳定收益。”

陈晶晶分析认为，在新的合规框架下，平台通过排序与流量实现的隐性加价空间将被大幅压缩，此前饱受诟病的酒店“二选一”约束也将随之减弱。

“增长仍在，却不再具备典型的高成长互联网属性。”在陈晶晶看来，携程的市场定位正在发生实质性转变，从享受高估值的互联网平台，转向更为传统的服务中介。

她继而指出，即便携程当前的利润表现依然稳健，但监管、竞争与客户信任的共同作用，将不可避免地引入估值折价，压缩其估值倍数（PE/PS）。

尽管合规压力加大，但从目前来看，携程的基本盘并未受到致命冲击。正如其所言，携程行业头部地位短期内难以撼动，它本质上是一个全球旅游资源分发平台，其定价权不会一夜坍塌，核心支撑仍在供给侧整合能力与多元变现结构，而非单一佣金。

“其长期强势，源于需求端聚集高价值用户，并通过多种方式深度绑定中高端酒店，尤其在淡季与非核心城市形成对平台的路径依赖。”

面对新入口分流与多边博弈的外部压力，陈晶晶总结道，长期来看，携程定价权的韧性取决于两个关键变量：一是供给是否持续分散（决定其对上游的控制力），二是流量是否具备不可替代性（决定其对需求端的掌控力）。

然而，在规则层面，这种定价权的博弈正变得愈发复杂。随着《互联网平台价格行为规则》的全面施行，携程的竞争优势正被迫从定价权向供给整合与履约能力转移。

但新规能否彻底终结乱象，业内仍存保留意见。吴萌律师敏锐地指出，该部规章在立法层级上存在“强制力”缺陷。

“目前针对违反大数据杀熟条款的行为，所有违反本规章的行为，如果需要处罚的，都要辗转联动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条例》第 56 条上，因此这部规章的第 15 条可以说在强制力上存在天然缺陷。这可能给企业留下博弈空间。”吴萌认为，新规的约束力存在局限性，各大平台对杀熟行为的整改，甚至可能存在一个“由明转暗”的过程。

这意味着，这并非一场能够迅速尘埃落定的速决战。在算法黑箱与透明监管的博弈中，那个单纯依靠流量霸权与信息差轻易获利的时代，即便尚未彻底终结，其生存空间也已被大幅挤压。

对于这家老牌巨头而言，未来的考验不再是如何在规则边缘走钢丝，而是在愈发透明的牌桌上，是否还能拿得出不可替代的价值。